技术、资本、生态一个都不能少，中国进入外资4.0时代

完整的工业基础、完整的产业链、高素质的工业人才和巨大的市场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向世界展示的“中国理念”。

另一个深刻的变化也悄然完成，即外资企业在中国完成了市场技术、资本与市场整合、本土伙伴关系布局三个阶段后，进入了与中国企业在开放生态系统中合作成长的阶段，形成了更加紧密、相互依存的多方向合作共赢格局。

市场和技术交流

“技术市场”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汽车工业提出的“技术与贸易相结合”。当时，由于官方活动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批轿车和轻型卡车获准进口。这项措施是从1979年到1981年构想的，政策是从1982年到1983年制定的。1983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加强和利用外资的指示》。该文件明确指出，应提供部分国内市场，并通过合资企业引进gap技术。1984年，它被确定为加速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政策。

云南财经大学首席教授、经济学院院长龚刚表示，“技术市场”是中国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制定的产业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原则，中国引进外资时，通常要求外资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一段时间后，以合同的形式向中国合资企业转让技术。这样的政策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龚刚说道。

奇瑞汽车有限公司党委主席尹同跃也在媒体上公开表示，如果你闭门造车，目前的汽车市场将不复存在，无法发展到现在的水平。

事实上，最早引进外资的主要是制造技术的引进。在此期间，探索并创造了许多灵活有效的技术引进方式，包括引进技术开发。1990年代，R&D引进的研究和管理技术主要通过利用外国投资而增加。

改革开放之初，选择以市场换技术是无奈的。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仅是以市场换取技术。技术引进的最终目标是从进口替代升级到出口导向，使企业能够面对国际市场。

中国选择技术市场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经济全球化的明显趋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进出口贸易总量不断发展。以国际贸易的比例为例，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从1990年的28%上升到1993年的32%。

另一个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变化。截至1994年底，中国已批准外商投资项目221718个，协议外资3033.0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55.77亿美元。约10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开业，1400万人就业。

市场与资本一体化，优势互补

吸引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利用外资的格局也发生了迅速变化。外国直接投资在海外投资中的比重不断扩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外国投资也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潜在市场。

1979年至1984年五年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仅为181.87亿美元，低于1992年利用外资的数额。此后，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01年，中国签署技术进口合同3900份，总价值90.91亿美元，其中技术支出43.95亿美元，占合同金额的48.43%。2001年和2002年，技术进口规模继续扩大。两年间签订的技术合同金额达到265亿美元，比1999年和2000年的总和增加了3.5倍，其中60%来自欧盟国家。

技术引进的效果不仅体现在数量的不断增加上，还体现在出口国选择的变化上。物品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它不再局限于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来自欧盟和其他国家的投资也在逐渐增加。此外，项目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但引进技术的项目区域分布仍然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北京、天津、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

中国已经开始更加重视资本的使用。这一变化将进一步促进工业机构的升级。然而，人们并不担心挤出外资。相反，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允许外资进一步增加投资。

1988年，当时的邮电部、武汉市和荷兰飞利浦联合成立了一家只有100名员工的公司。这项技术完全依赖于国外的引进，只能按照既定的标准生产光纤。年销售额不到1亿元。这是昌飞建国之初。此后，昌飞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光纤光缆生产企业的龙头企业，全球产量居首位。昌飞的发展有赖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通过引进技术，中国提高了工业技术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资本是经济腾飞的关键。许多经济学家对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哈罗德·多马模型是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在此模型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切尼的“双缺口”模型进一步提供了改革初期经济形势下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并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流入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可以利用国内和国际的储蓄资源。当国内储蓄资源受到限制时，它可以转向利用国际储蓄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

地方合作关系布局

中国市场允许外资企业获得回报，但随着中国成本的上升，这也成为2010年后外国投资者越来越重要的问题。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1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增加了60%，而劳动力成本仍在上升。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14年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报告，三分之二的欧资跨国企业表示，他们在中国经营感到更大压力。随着中国国内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外国企业“超国民待遇”时代的结束，跨国企业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需要与时俱进。跨国企业目前在中国面临三大困境:劳动力成本上升、本土企业竞争力大幅提升、中国法律政策环境更加完善。

长江商学院的滕炳生教授认为，中国不仅是，而且不应该是“世界工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跨国公司不仅应该着眼于眼前利益，以短视的方式从富人那里获取巨额利润，还应该长期集中精力工作。

外国公司已经开始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并适应新的环境。同时，他们必须与有竞争力的当地企业合作。在这种趋势下，外资企业正在与有竞争力的当地企业发展商业伙伴关系。外资企业希望充分激活中国的消费市场。具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旨在专注于全球重点行业和区域市场，提高跨境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并建立国际影响力。现阶段，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和联盟更多的是以“市场导向”为前提，合作模式和构成相对单向和单一。

创建开放的生态圈，共同成长

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9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贡献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量/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增量，2017年美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为16.14%)接近30%，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增长贡献者。

根据idg的计算，到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将达到45万亿美元，全球数字经济的比重将超过50%。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领导者之一。到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8.5万亿美元，中国数字经济比重将超过55%。

《经济观察》2018年全球商业领袖调查报告(Global Business Leaders Survey Report)显示，物联网和大数据市场的快速发展给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但中国市场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都应该做好准备。

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现在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主动减速换挡，调整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方式应从规模和速度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和效率的集约型增长。经济发展的驱动力正在从要素驱动型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增长。

在这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变化下，外资企业也重新定义了自己的角色和价值观，创造了一个开放的生态圈，并与合作伙伴合作，实现双赢，更好地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生态圈背后的逻辑和特征是:更加注重协调发展，多元化、多边化，通过开放合作实现合作共赢。

施耐德电气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对于施耐德电气来说，建立生态圈并不是一个暂时的要求。180多年的发展历史使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本地能力的重要性，并重视中国合作伙伴的成长。自1987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内不断培养人才，投资研发，并与客户、经销商、供应商等上下游合作伙伴，以及地方和行业协会、商会等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不断推动合作伙伴创造更大价值。

1999年，施耐德电气在上海成立了研发中心。二十年后，施耐德电气的研发中心从法国团队的“学徒”成长为平等的团队合作伙伴。它不仅可以是“中国原创”，而且一些研发能力也领先于总部。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在中国的最高决策团队也全部是中国人，这反映出充分赋予当地团队权力，培养当地人才。

在不断与国外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过程中，施耐德电气一直在深化其朋友圈战略，从一开始的简单贸易关系到与销售伙伴的合作，再到与供应商携手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资源整合，再到推动开放生态圈的建设，帮助中国合作伙伴走向国际舞台。

在建立合作伙伴体系的过程中，施耐德电气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经验，通过分享最先进的知识来促进合作伙伴和自身的成长。目前，施耐德电气的“朋友圈”不仅包括客户、供应商、分销商和技术公司，还包括大学、初创公司、外国商会、行业协会、标准化协会等机构。形成了多层次、多模式的生态圈联盟。

坚持双赢合作，对内提升施耐德电气员工的能力，对外提升合作伙伴的广度，从而推动施耐德电气在中国的发展。目前，施耐德电气已经将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作为能源和自动化领域的领导者，施耐德电气无疑将拥有强大的生态圈，这将成为推动自身和用户数字化转型的坚实基础。

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所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治理变革将经济全球化置于调整和重塑的历史关头。世界各国都要顺应新趋势，调整自身，协调自身利益，共同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整体利益平衡、公平共赢的“全球化升级版”，共同迎接挑战、共享机遇、共享繁荣。

结束语

2018年8月，中国大型飞机c-919的试飞成功，这被视为技术市场时期的“终结”，更多资金被投入研发。外部环境对金融开放和产业链重组的需求也是中国难得的机遇。

休恩特勒(Huenteler)等人，2016年提出，在产业演进过程中，技术路线的发展不是单一方向的持续改进过程。工业知识库可能在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经历不连续的转换。企业需要通过培养或吸收新知识来不断改变技术结构，以适应工业知识库的变化。相应地，在模块化的背景下，随着架构技术成熟度的变化，组件知识对集成企业的重要性也将发生变化。

正如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研究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延生所说，中国现在不仅需要外资，还需要人才和世界500强外资企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在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方面的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全球经济的强大增长引擎。中国不断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一步对外开放。在此基础上，跨国企业只有与越来越强大的中国企业进入4.0协调发展阶段，在中国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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